香港和澳門是在20世紀末相繼回歸的，前后差距僅兩年。“港澳”也總是被同時提起，被認為是“一國兩制”政策的成功實踐。但是，不盡相同的殖民歷史、經濟戰略意義，以及殖民國家的發展變遷，注定了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之路有著諸多不同。

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陳明銶教授（Ming K. Chan）撰文從中英和中葡雙邊談判、香港和澳門的民主化進程、駐軍安排和兩地民眾反應等方面梳理對比了香港和澳門的回歸歷史。

殖民地時期，駐港英軍的主要目的是領土防衛，港府需要時可協助香港治安。1949年時，最多曾有45000名英軍駐港。直至1995年，駐港英軍減少到3250人，主要負責邊境禁區治安，后來也由香港警隊接手。

所以，有輿論認為解放軍駐港并無必要。而且在港人心中，解放軍的形象也曾在1980年代末遭受重創。中共高層也曾表達1997年后不駐軍香港的言論，鄧小平曾因此事大發雷霆并最終決定駐軍香港，他認為這是行使中國主權的體現。不過，《基本法》明確規定駐港解放軍不干預特區的地方事務，同時必須遵守特區法律。

早在1975年，葡萄牙政府已經撤走駐澳門的軍隊，所以葡方提出中方也不應駐軍澳門。盡管葡萄牙對中方在交接前15個月才改變立場要駐軍澳門毫無準備，但最終還是接受了現實，承認這是中國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同時，由于過渡期時治安環境不斷惡化，澳門民眾實際上非常歡迎解放軍駐澳。

澳門比香港晚回歸兩年，回歸前，其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發展水平遠不及香港。澳門回歸十五周年后，各方面發展水平都已超越香港。這是為什么？

答案很簡單，澳門民眾在歷屆特區政府和歷任特首的帶領下充分尊重中央政府，認血脈親情，不瞎折騰，把心思花在中央政府給予的框架性一攬子扶持澳門政策（簡稱CEPA）上，如此一心一意建設澳門，才有今天百業興旺、民眾安居樂業之欣欣向榮之盛況。

澳門人口60萬，面積30平方公里，均不及上海市長寧區的人口與面積。然而，從1999年回歸祖國至2013年，澳門人均GDP由1.5萬美元增至8.7萬美元，15年來增幅達到4.8倍，年均增幅達16.2%。眼下，澳門人均GDP排名為亞洲第二、世界第四。

不妨做一簡單對比：香港1997年回歸時人均GDP2.7萬美元（遠高于兩年后回歸的澳門），到2013年香港人均GDP才勉強達到3.8萬美元。17年積累增幅不到四成。香港回歸那年GDP總量是大陸的18%，到2013年已下滑到不足大陸的3%。

1997年，北京、上海、廣州的GDP之和都遠不及香港。如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GDP總量皆已超過香港。十年前，香港人均GDP還超過新加坡一大截，如今新加坡人均GDP則達到了5.2萬美元，領先1.4萬美元。

同樣的CEPA協定，香港比澳門簽署更早，可香港與大陸的CEPA協定在執行過程中老因“香港因素”人為引發“摩擦”不斷。時至今日，大陸與澳門的CEPA及陸續簽署的10個補充協議，個個執行順當。

貨物貿易方面，自2006年起所有澳門原產地貨物進入大陸全面實施零關稅；服務貿易方面，大陸對澳門在40多個領域采取383項特殊開放措施，并繼而在2009年實現澳門與大陸服務貿易完全自由化，反觀香港，則是多年在原地踏步還抱怨不斷…

說到澳門，大陸民眾先入為主的印象是澳門的博彩業。歷史上，澳門的博彩業稅收一度占到澳門財政收入之四成。可如今大陸民眾若仍然以為澳門靠博彩業而存在，那就大錯特錯了。

回歸十五年后，博彩業的稅收已降到澳門全部財政收入不到一成半，會展業取代博彩業異軍突起，在面積僅有30平方公里的澳門，舉辦過的各類國際性會議和會展超過1030余場，平均每個工作日超過3場。

會展業大發展，也使得人流物流信息流匯聚澳門。2003年7月，澳門率先向大陸居民開放赴澳門“個人游”，截止今年9月，澳門實施這一開放舉措11年來，大陸赴澳“個人游”累計超過6828萬人次。澳門人對大陸同胞并無排斥心態，沒有罵大陸同胞為“蝗蟲”，沒有對大陸同胞實施限購，更沒有哪家澳門媒體故意挑動澳門居民與大陸游客的對立情緒。

于是，僅2013年，大陸同胞到澳門旅游人數超過2932萬人次，約為澳門本地人口的47倍，于是，旅游業自然成了澳門的第一支柱產業，令會議會展、旅游、酒店餐飲、購物、廣告、金融結算等服務性產業鏈越拉越長，越拉越粗。

澳門投大陸于桃，大陸報澳門于李。2009年8月，國務院批復實施珠海《橫琴島總體發展規劃》，提出逐步把橫琴島建設成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區。

如此合作跨度與幅度，已遠遠超越了澳門與大陸簽署的CEPA合作框架之范疇，足見澳門與大陸合作之深、合作之順、合作十分默契。反觀香港，與大陸合建產業園恐怕連念想都未曾有過。

港珠澳大橋連接香港、珠海、澳門三地，旨在將港珠澳三地與珠三角尤其是（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作更為緊密的經貿聯系和聯動發展。

然而，港珠澳大橋開工至今，其珠澳部分工程進展十分順利，而港珠部分的工程進展則“麻煩”不斷。澳門民眾把早日建成港珠澳大橋視為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但在有些人眼里，港珠澳大橋成了“一方控制另兩方”的“政控工程”。

經濟跨越式增長，外來人流物流資金流爆發式涌入，現代制造業從無到有，導致澳門財政收入迅速攀升。回歸當年澳門財政收入169億澳門元，2013年增加至1759億澳門元，年均增幅達到18.2%。

澳門特區政府財政充盈，民生投入自然水漲船高。教育財政預算，回歸那年13.2億澳門元，去年超過60億澳門元。澳門高校回歸前只有4所，目前增加至10所。澳門孩童從幼兒園到高中的15年全部實施免費教育，開亞洲地區之先河。

特區政府醫療衛生資源投入，回歸15年間翻了2番。初級衛生保健體系被世衛組織尊為“太平洋地區典范”。澳門居民如今人均壽命高達84歲，排名全球第二。

在財政盈余比較充裕的年份，特區政府還會以現金分享的方式，直接向澳門永久性和非永久性居民發放現金。2008年，特區政府分別向澳門永久性和非永久性居民發放5000元和3000元；2009年，特區政府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6000元，向非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3600元。

經濟發展而百業興旺，失業率自然就低。澳門回歸那年失業率為6.3%，去年已一路下降至1.7%。飯碗有保障，福利又豐厚，社會治安就有了保障。回歸前，澳門黑社會猖獗，刑事犯罪率在世界都“名列前茅”。15年后，澳門被國際輿論贊譽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未來十五年，澳門面臨的挑戰不會少，但澳門會更好，因為澳門將繼續拒絕折騰自己。

香港“港人治港”越治越亂，有人說那是“一國兩制”有問題。可是同樣的“一國兩制”和同樣的“澳人治澳”，澳門卻越治越好、越好越治，自回歸起就一路走上了良性循環。

香港與澳門，前者是祖國的手心肉，后者乃祖國的手背肉。雖說手心手背都是肉，但終究有點區別。中央對香港的操心事實上要遠大于對澳門的操心。

澳門后來居上，除了前文所說的“不折騰”，更系澳門特區政府、立法會議員、澳門居民對治澳基本法的信守，葡萄牙政府、澳門葡萄牙裔居民對中國主權的尊重。否則，眾網友們很難想象會出現如下事實：

2004年特區政府專門制定澳門駐軍軍事設施保護法，以及對軍事設施行政違法行為進行處罰的行政法規；2005年至2009年期間，特區政府又先后制定了駐澳部隊協助維護社會治安、救助災害、因履行防務職責而享有的權利和豁免法律，為駐軍履行防務職責、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等事宜提供了完全細化的法律保障。

2009年2月25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制定的《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通過。在澳門，審議法案時必須逐條表決。

當天的表決結果是：大部分條文獲全票通過，所有條文均獲高票通過。而在該法案公開咨詢期間，特區政府共收到784份各界意見，近九成各界意見贊成就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澳門人的愛國精神，對國家安全的責任感，以及強烈的國家主權意識可見一斑。

15年來，在處理與中央政府的關系時，凡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和中央與澳門關系的事務，特區政府都一一依法向中央書面報告請示，凡需要中央批準、備案的都及時報批、報送備案。

譬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并對澳門政制發展擁有決定權，澳門特區第三屆政府就職以后，經認真聽取和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為進一步明確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具體程序，行政長官崔世安特于2011年11月17日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酌定是否需要對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規定做出解釋。

這不僅反映出澳門行政長官對基本法的深刻理解和對處理澳門政制發展問題的嚴謹態度，更體現出澳門行政長官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特別行政區所享有的憲制性絕對權力的充分尊重。

“一國兩制”對于澳門政制的基本保障，其核心就是“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這一基本保障有一個根本性前提，那就是負責治澳的“澳人”，首先必須做到“愛國愛澳”。

若做不到這一條，甚至甘愿充當西方勢力的代理人，今天的澳門社會就絕不可能發展得如此美滿和諧，澳門政制亦不可能作井然有序、健康高效之運行。

由于有了“愛國愛澳”之國家意識和政治情懷，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除第一任行政長官和第一屆立法會依全國人大相關決定產生外，已順利進行了三任行政長官選舉和四屆立法會選舉。

特首崔世安曾總結說：“澳門民眾普遍認識到澳門是處于國家主權下的、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區，因此，只有國家利益得到充分維護，特區利益才能獲得根本保障。”歷任澳門特首的確都是明白人，誠心實意把澳門利益融入國家利益之中，這正是特區政府團結、聚集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向心力所倚。

未來十五年，澳門面臨的挑戰不會少，但澳門會更好，因為澳門將繼續拒絕折騰自己！

陳明銶教授指出，香港民眾對主權移交的悲觀和恐懼與澳門人的平靜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中英談判、《基本法》起草以及立法局改革等事件構成了香港人的政治啟蒙。集體覺醒帶來的對民主化的更高期待最終幻滅，并引發了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潮。

相比之下，起步較晚的葡萄牙民主化進程和相對較低的教育程度使澳門的本土意識和政治覺醒并不成熟，同時在大陸支持下成功渡過亞洲金融危機的香港范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澳門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因此，澳門人對于回歸，大多樂觀其成。